中国金融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新型全球化访 [复制链接]

作者｜《中国金融》主编　魏革*

文章｜《中国金融》年第10期

汉斯-保罗?博克纳博士现任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全球主席。年至年，担任BCG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于年加盟BCG并参与建立了BCG的杜塞尔多夫办公室（年）和法兰克福办公室（年）。在就任BCG首席执行官之前，他曾任BCG全球金融服务专项的领导人。在30余年的BCG咨询生涯中，博克纳博士一直为全球众多顶尖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这些企业重新确定战略和组织、率先采取重要的全球扩张措施并进行根本性的业务重组。博克纳博士以罗德斯学者身份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拥有耶鲁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德国鲁尔大学的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士学位。

数字形式的联结会使全球化更加稳固

魏革*：感谢主席先生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您最近在多处场合提到了全球化不断演进的新趋势，在世界部分地区保护主义思潮运动沉渣泛起的当下，请您谈谈对全球化下一步发展的看法。

博克纳：总体上，我对全球化的未来充满信心。当然，全球化进程的特征也随着时间而不断演进。过去我们见证了三波全球化浪潮，每一波浪潮都有领导国家以及经济和社会治理模式，有其标志性的技术。例如，19世纪的第一次全球化中，英国是主导国家，以蒸汽机为技术代表，而跨国企业和银行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主要机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发端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主要是由美国带领的，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推动机构也成为标志性产物；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启动的，这一阶段最耀眼的增长明星是中国，而世贸组织成为了这期间的主导机构。现在，我们进入了以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第四阶段，主导者已经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有很多国家参与，中国显然仍将扮演主要角色，但印度、东南亚、美国、欧洲甚至巴西等也会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主导机构也呈现一种去中心化的趋势，包括亚投行在内的很多机构以及很多区域协议和安排都能在各自领域起到带头作用。

另一个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趋势是，全球化的参与者越来越广泛。最初的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是跨国公司，随着电子商务和数字化的发展，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中小企业也都能利用互联网技术联结它们的供应商和顾客，为更多的人提供了不计其数的机遇。

除了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众多区域供应链也在长足发展，因为数字化令规模经济的趋势更为平缓，不再像以前那么明显。企业开始更多地主动接触其最终顾客，了解其需求的变化并作出更迅速的反应。

还有一个趋势是全球化更多地从原先的货物贸易主导转为以服务贸易主导，这不仅仅包括金融服务的交流，还包括知识的交流和研发产品的交流，如IT企业往往在某国研发，在另一个国家生产，而在第三国销售，很多合作都是在区域的框架内完成。

最近很多人都在担心保护主义的逆流会不会阻挠全球化进程，我的观点是，全球化的所谓实体或实物组成部分在未来的重要性也许会有所下降，而服务、知识和技术等领域的内容将会占据更大比重，这部分的发展很难度量，也很难被保护主义所逆转的，因为数字形式的联结是很难被中断的。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深刻思考，如何以新的方式融入全球化，在本地摆布其研发中心、制造中心和服务中心，去中心化的思维也将摆脱“一个总部”的定式，而要构建多总部的新架构。

魏革*：的确如此，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新型全球化会给企业治理与全球治理带来巨大变革，具体来说是哪些变革呢？

博克纳：就像刚才所说，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数字化能让更多参与者，包括中小企业和个人，参与到全球的分工合作中去。举个例子，一个加纳的服装设计师，也许他的设计灵感来自自家的客厅，但通过数字化平台联结生产商、供应商、物流，他设计的产品能顺利地进入中国、欧洲和北美市场，他甚至还可以直接联系其潜在的最终客户。过去需要企业规模很大、且具有跨国经营能力才能建立起来的国际分工链，现在通过互联网和数字化，就能很轻松地服务于中小企业，这使得一个在我们看来异常偏远的地区的创业者都能从中受益，从而为千千万万人带来机遇。

另一个重要改变是去中心化。企业需要将其重要功能的单位置于本地。例如，为了了解中国客户的需求和偏好，企业的研发设计单位必须放在中国。所以，我们将会看到企业在各地的制造单位越来越小，但越来越紧跟当地的口味和需求变化。比如，在中国的Zara等时装公司，它们已经开始依据当地偏好在每个月设计新产品，并根据产品的销售情况灵活地调整其产品格局。比起过去将全球统一的产品到处贩运，去中心化的生产和销售功能将会更具灵活性。可以说，人类的终极购物体验目标是自助的3D打印，而目前全球化的去中心化内涵是朝着终极梦想的一个必然发展方向。

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领域就是媒体。如今最主要的信息制造源头已经不是电视网络、知名报业，至少从青年一代的偏好来说，其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来源是社会网络媒体，这代表了信息生产和消费的分散化趋势。有句话说得好，世界的一切就在你的客厅，在你的指尖。所以，在全球化的这一阶段，世界不单变平了，而且变小了。

数字与高技术驱动的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但并不代表这其中就不会有挫折，有时甚至会出现某些局部的退步。比如英国退欧，比如美国新*府的一些保守行为，还有很多国家的产业和投资限制等，但全球化的前途仍然是光明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全球化使得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人类，其生活水平显然高于以前的任何时候，因饥饿而失去的人数在下降，儿童的教育在改善，人均预期寿命比以前更高，虽然国内层面的不平等似乎有所加剧，但从全球来说，这种不平等是在下降的。

欧美全球化方向不会改变

魏革*：美国特朗普新*府最近出台了一系列备受争议的*策，如退出TPP协议，废除奥巴马医疗改革方案，以及修订《多德—弗兰克法案》，您对美国当局近期的*策方向有怎样的判断？

博克纳：对于特朗普*府来说，虽然有竞选承诺，但很多事情还需要静观其变。此外，美国法院未见得就会批准特朗普的一些法令。美国当然可以说我们不要加入TPP，但归根结底，大家的目标是为了找到更多的共同市场，找到更多的合作机会，而建设一个新机制并使之行之有效，这要比简单地撂挑子困难得多。

在监管*策方面，应该说，监管是一个时刻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的监管做法都更为严格、更为审慎。特朗普*府在当前可能会觉得这个收紧有一些过头，那么往回后退一步，取消一些监管法令，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且，美国的银行和*府的关系相比欧洲要更为缓和一些。在欧洲，*府对银行有着深深的戒心，*府在很大程度上害怕自己再次沦为银行保姆的角色，这有很坏的*治影响，这种压力在美国要和缓得多。

简言之，目前存在很多错误信息，也有很多来自各方的误解或困惑，也许需要时间来澄清一些不确定性。

魏革*：有观点认为全球化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欧洲银行业在危机后的这些年里监管极为严格，您怎么看欧洲银行业改革的成效。

博克纳：欧洲有一个很强烈的共识，就是*府不应该为救助困境银行买单。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源自高杠杆，源自贪婪和违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管放松，尤其是信贷监管*策的放松。因此近期的主要改革集中于减少风险方面——降低不透明度、提高资本比率、提高贷款标准等。监管机构要求银行呈报详细的信贷数据，不仅要交易者姓名，还要金额、标的价格评估等，信息数量极大，那么，监管者是否有能力消化这些信息呢？显然，就目前而言，监管者只是想向市场表明一种态度，那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不好的事情不要再次发生，哪怕我们的*策为人所不能理解，哪怕企业的生计变得更差了，那也是在所不惜的。

上述的比喻是一个大的方向，当然这其间有很多细节和变化。但总的来说，欧洲银行业大规模地设立合规部门和风险小组，都是这种监管思维的“产物”，现在的银行在作出信贷投资决策时，都必须填写厚厚一沓的说明材料，这无疑使商业经营变得更为麻烦了。

“一带一路”是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

魏革*：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参与到国际分工和产业链合作中去，您怎样看待“一带一路”与全球化的关系，以您三十多年的战略咨询的眼光，中国企业“走出去”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博克纳：“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全球化的好处是把越来越多企业家、生产者、消费者聚到一起，共享繁荣。“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亚洲经济体，可以帮助覆盖全球化还未能惠及的部分地区，如缅甸、中亚，会让这些国家借助基础设施联通融入全球经济。最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可以让所有牵涉其中的人都获益，包括中国以及中国的企业、南亚国家、中亚国家等。如果日益发展的中国没有充分帮助其他国家发展，那么中国也不会实现自身最大的发展潜力。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打破各国之间的“围墙”，变得更为开放，会衍生出更好、更快捷的供应链。我有很强的信念，全球化应该是多赢的，当然对于每个人来说，这意味着变革，需要人人都有灵活性和适应性，这是一个挑战。

中国企业顺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和中国银行业“走出去”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要参与者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那些在上海运营成本太高的企业，可以迁移到越南。这并不是中国的损失，而是强化亚洲乃至全球的产业链。这包括在境外进行并购、在当地建设制造车间、研发基地和销售中心等。外国市场有很多不同的习惯、文化和行事风格，德国企业当年进入北美市场的时候也发生了很多起巨额亏损的事件，尽管美国是一个有很多盈利机会的市场，但德国企业往往习惯于用德国的传统经营方法在美国套用，最终效果很不好。现实中有时出现令人遗憾的现象是，中国企业在国外从事并购的时候往往会付出比原本所需金额高的价码，比如欧洲企业在美国支付万美元就可以购买一个企业，而中国企业往往会花费万美元甚至更多。我认为，前往陌生市场的一个指导原则就是，必须找到并启用一些真正懂得当地市场的人才，包括咨询师、投行人、律师、会计师等。在作出并购决策之前，必须了解这个市场，了解自己并购的必要性，以及对目标公司如何定价等。

如何在人员安排和组织框架方面实现国际化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这涉及很多整合方面的工作，有时候会很复杂，如对当地公司放任自流也不是一个好做法。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仅是要把中国管理人才带出国外，而且还应该遴选一些优秀的外国管理人才进入中国本地的管理层。

魏革*：刚才谈了很多数字全球化，那么就数字城市化而言，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请您谈谈数字化如何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

博克纳：数字科技为城市的规划、建设和运营提供了更为高效的工具。例如，在智能规划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资源利用；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及城市动线设计。在智慧工程领域，我们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工程建设效率和质量，降低成本和资源消耗并提高工程安全性。在智慧城市层面，我们可以更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提升预警和响应能力，减少能源消耗以及污染和排放，优化城市环境。这些新的应用，大大提升了我们建设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能力。

除此之外，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其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当然，人口结构的变迁也很重要。一是中国15～35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在年达到数量顶峰，从此缓慢减少，因此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集聚效应也在减缓。二是人们财富的增多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也将对城市化提出新的要求。到年，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布将从现在的金字塔型转变为纺锤型，上层中产、中产和新兴中产将成为社会中的中坚和大多数，他们对城市的居住和就业功能提出新的挑战和机遇。

未来的城市将不仅仅停留在城市功能及业态的集成层面，城市将成为跨界融合的“生态系统”。中国有望利用世界一流的高铁连接国家中心城市，形成独特的、具有多个高能主核的城市群格局，使人口及产业资源布局具备更大弹性。

魏革*：高科技中小企业构成一个国家持续竞争力的微观经济基础，请您谈谈欧美在支持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高科企业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博克纳：在美国，规模稍大一些的中小企业有很多直接融资手段可以利用，但由于难以在资本市场发行企业债，初创企业更多会使用信用卡来进行短期融资，成本也是相当高的。众筹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做法，但欺诈和违规现象时有发生。我认为，初创企业融资市场上，花旗银行、富国银行等机构的一些创新业务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即使这些业务属于间接融资范畴。

中国和德国的银行体系是有一些结构性差别的。中国的大银行主要服务于大型国企，德国除了主要服务于大企业的大型银行（如德意志银行等）外，还有两种银行——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来专门服务零售银行业务和中小企业。这两类银行大约占70%的市场份额，在小城镇和村镇都有很好的覆盖，它们为农民、家庭企业、小商铺等提供融资服务，它们了解企业业主，了解社区贷款人的资信，了解当地的风险，这种社区金融服务实际上已经存在很久。也正是因为社区银行的发达，德国的资本市场并不是特别发达，虽然有国债、地方债和企业债券的发行，但很多公司债在过去几年里都出现过违约，德国居民与债券和直接融资工具的交往经历并不是十分愉快。

各国都把大力发展高科技小微企业当作重要任务，当地金融服务必须能提供关键的资源配套与能力支持。以直接融资为主的美国，形成了以市场机制主导的天使/风险投资市场，并构建了发达的资本市场支持活跃的场外交易。德国*府设立了复兴信贷银行(KfW)，实现了*府与市场的双维结合。在亚洲地区，以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府主导下形成了有效的担保体系。各国*府在扶植科技创新类企业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引导作用，通过建立专业银行、完善担保体系、成立风险投资基金及提供综合性服务支持等多种方式，帮助、带动和倡导科技创新类企业的发展。

　数字化为中国银行业带来新机遇

魏革*：中国的银行业能够走得好走得远，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数字化程度发展较快，请您谈谈数字银行的前景。

博克纳：首先，我们必须重视金融包容性在促进一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需要高效稳健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来服务于经济增长目标，确保所有人都能利用银行融资服务和支付服务。比如，*府在向居民提供育儿补助等补贴的时候往往使用实物形式，其间导致很多浪费，而如果通过银行直接给予居民现金补助，则能减少欺诈、腐败和浪费。在向边远地区的教师支付职业补助的时候，教师们也不必驱车几十公里定点领取，而是简单地在手机上完成补助领取。无论从宏观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微观的居民个人存款和支付，银行对于一个经济体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然而，欧洲的一些银行现在仍然受到金融危机后遗症的严重影响，资产负债表未能完成清理，利润水平很低，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成本居高不下。北美的情况要稍好一些，但距离完全恢复还需时日。亚洲由于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教训深刻，部分地避免了本次危机的重大打击。印度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尖锐，不良贷款率达到了10%甚至更多，部分国有银行急需资产重组和注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金融科技和保险科技企业的兴起也带来很多新机遇，但传统机构需要进行再调整。终端至终端的数字化工具也给银行降低经营成本带来了契机，为银行更高效地贴近客户、了解客户需求提供了渠道。例如，现在还有很多传统银行不懂得细分客户需求，群发邮件推销消费信贷产品，即使其部分客户根本没有这个需求。很多银行不关心其顾客的交易特征、潜在需求与风险水平。数字化以及大数据分析显然将会带来一些改观，它能深刻地变革金融机构与其顾客的互动体验。

作为支付中介、借贷中介和信息中介，银行业的每一次发展无不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中国银行业始终是先进科技应用的推动者和受益者。未来的商业银行必须积极面对互联网金融新生业态带来的挑战，抓住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不良资产处置及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增长机遇，积极构建数字文化，将敏捷性原则延伸至IT以外的所有领域。

未来，商业银行必须尽快行动开展多层次的数字化创新，重点